清代蒲松龄创作的文言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，自问世以来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，是我国文化史中的宝贵书籍。鲜为人知的是，蒲松龄手书《聊斋志异》半部原稿是在20世纪40年代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发现的，这一经历成就了共产党人保护文物的一段佳话。

　　蒲松龄是山东淄川（今淄博）人，《聊斋志异》一书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康熙前期。清咸丰年间，蒲氏七世孙蒲介人携家眷远走东北，《聊斋志异》原稿随身携带。清光绪初年，《聊斋志异》原稿重新装裱为两函八册。蒲介人在奉天（今沈阳）当差，其子蒲英灏供职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，依氏得知蒲家藏有《聊斋志异》手稿，便商借阅，蒲英灏借出半部。此后依克唐阿不幸染病去世，其所借的半部手稿从此不见踪影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蒲英灏镇守西丰，其家属随迁，将剩下的半部手稿带到西丰。蒲英灏去世前将半部手稿传第五子蒲文珊。民国期间，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的处境十分险恶。伪满汉奸和日本侵略者都妄图得到手稿，蒲文珊严尊祖训，对此一概予以拒绝。为了防止手稿发生意外，蒲文珊在住宅西山墙外盖了一间小房，房里用土墙隔成前后两部分，后面与西屋打通并安了一扇小门，一个木柜挡在门上，手稿就藏在里面。

　　西丰县，位于辽宁东北部的柳条边外，自古以来就有不同民族在此繁衍生息。这个名字源自地理方位和物产，东流水为东丰县，西流水为西丰县，“岁出豆粮千万石，县名不愧曰西丰”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东北开辟根据地。1947年冬天，土改运动在西丰县如火如荼地开展，其间收缴了大量土地财物，也包括蒲文珊家中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。县政府工作人员刘伯涛来到了元宝沟检查工作，在农会办公室炕头上的一堆旧书中，发现了两册破旧残缺的线装手稿，《聊斋志异》书名使他眼前一亮。这两本书用的都是早年竹制纸，书稿毛笔字工整秀丽，并多处勾画删改，有的还加了眉批。刘伯涛像是发现宝贝一样，非常兴奋，当然也有疑问：蒲松龄是山东人，《聊斋志异》怎么会出现在东北的西丰县呢？

　　为了搞清事情真相，刘伯涛专门召开座谈会，向县内文化人征集手稿的线索，了解到蒲松龄后人蒲文珊居住此地，曾经担任过县文化馆馆长。刘伯涛仔细查阅了县志的相关记载，还把手稿与遵化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的《聊斋志异》影印本作了对比。蒲文珊被多次请到县政府，对从旧书堆里发现的手稿进行辨认。虽然确认了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，但蒲文珊却说在土改中失落的手稿是两函四部，现在只有一函两部。经过深入了解，元宝沟村一位农民提供了可靠线索，一位叫王慎之的土改工作队员把另两部手稿带到了哈尔滨。于是，刘伯涛给辽东省政府写了一封求援信，请求组织协助把原书要回。信发出近半年时间，《聊斋志异》手稿两部物归原主。

　　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的发现，引起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高度重视。虽然忙碌着紧张的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，伪满战犯接管、土地改革、城市接管等工作非常繁重，但东北局十分重视文物的收集和保护，专门成立了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。根据东北解放区的实际情况，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《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》《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实施细则》和《东北解放区文物奖励规则》。由于历史原因，东北地区散落着数量众多的国宝级文物，抢救和保护文物成为东北局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林枫等东北局领导同志亲自过问从故宫流失东北的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、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图》，以及其他在土地改革中发现的珍贵历史文物、古籍善本、字画的收藏和保护情况，创建了东北博物馆和东北图书馆，尽心竭力地为文物保护和收藏创造条件。

　　林枫安排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对《聊斋志异》书稿进行科学鉴定，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研究员杨仁恺接受了这项任务，他耗时3个月对这半部书稿逐字逐句校勘。对于原稿存在着两种不同笔体，是否为手抄本，都仔细甄别鉴定，最终得出的结论：手稿确为蒲松龄真迹。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影印出版，在审读期间，一些知名专家对这部手稿是原稿的判断提出质疑。为此，杨仁恺进一步研究书稿，尽可能地寻找可以比照的“物证”，再次确认了原稿的真实性，《聊斋志异》原稿影印本得以编辑出版。现存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共收小说237篇，其中除《库官》《酆都御史》《龙无目》《双灯》《捉鬼射狐》等31篇为他人代抄外，其余均为蒲松龄手迹。